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国人最关心的莫过于“两会”的开幕了。这时，几乎所有媒体的新闻重点都聚焦在此，京城各大饭店都忙着接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拥挤的交通，堵塞的人流……这一切都告诉大家，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召开了。在电视里和报纸上侃侃而谈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人们经常能看到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和委员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发言，他们关于国家大事的观点、他们的提案、他们的近况等等都是媒体争抢的新闻。除此之外，他们作为代表和委员的这种职务、身份与他们的职业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此产生了何种影响、起了什么作用等问题也是记者所关心的，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部分作家。
作家冯骥才是从全国政协第六届（1983年）开始担任政协委员的，和他同届的还有作家何士光、张贤亮、叶文玲。据冯骥才介绍，他们是“文革”结束后首批进入全国政协的4个年轻作家，当时在政协的还有前辈作家肖军、冯牧、荒煤、姚雪垠、管桦等，现在，这些作家有的去了，有的退了，有的转为人大代表了，作家中年头最长的政协委员大概就剩张贤亮和他自己了。在迄今为止16年的政协委员的生涯中，冯骥才作过关于文化政策、文化设施、国家剧院、艺术家的住房、文化遗产日、城市文化保护、教育、生态、环保、版权等方面的几十个提案。
作家张贤亮和冯骥才一样，已成为连任四届的政协委员。16年中，他所作的提案也有几十个了，就农业、水利、旅游、出版、文物、西部开发等问题他都发表过自己的意见，由于他的提案涉及的范围很广，不仅限于文化，他被冯骥才戏称为“文化界的企业家”。
作家王蒙是从全国政协第八届（1993年）开始担任政协委员的，并且他还是政协常委（冯骥才也是），委员是每年开一次会，常委是每季度开一次会。6年里他作过关于国家剧院、关于树立艺术家荣誉称号系列、关于国家文化奖励系列、关于政协委员的外事活动和总结、交流的问题以及关于环保、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十几个提案。
作家邓友梅也是从1993年开始担任政协委员的。前几年他所作的提案大都是关于文化建设的，今年他作了两个提案，一个是关于治理北京河水污染的问题，另一个是和其他委员一起呼吁反对修复圆明园遗址（可修整）。
以作家的职业而担任政协委员，这样一种身份和他们所从事的创作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一点，受访的作家们都抱相当肯定的态度。邓友梅说，担任政协委员对创作大有好处，在此之前观察问题都是从作家个人的角度进行的，和政治家相比，作家可能更热情、敏感一些，但政治家更高瞻远瞩。进入政协以后，可促使作家从全国、全局来考虑问题，思考的方法和观察的角度都与以前不同，能够比以前更现实、更辩证、更全面、更接近准确。张贤亮说，一个人当了政协委员以后，由于接触面很广，令人眼界开阔，这对作家来说非常有益处。冯骥才说，政协委员的身份和创作的关系不是一个直接取材的关系，不是题材上的、内容上的关系，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关系，因为能结识各个行业、各类知识分子，横向比较的面更宽，联想更多，思辩更深，总之对作家来说多了一些思考、观察、判断生活的角度。王蒙说，政协委员没有特别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有个很好的交流和活动，有助于作家了解大局，开阔心胸，获取资讯，所占用的时间也并不多，对创作是有帮助和启发的。
作家池莉是从全国人大第九届（1998年）开始担任代表的，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监督国家机器运转的职能，所以人大代表不仅仅是一个身份，它是一个职务。她说，人大代表开会不是按职业、类别划分的，而经常是以省为单位进行活动，所有的问题都会接触到，能反映中国的全貌，不只限于文化圈和知识分子，这成为作家深入生活的巨大源泉，对创作绝对有好处。尤其是一般女作家比较封闭和自我，而人大代表这一职务给池莉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她扩大了眼界，连世界观都有了改变。
除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种职务和身份给创作提供的源泉和便利之外，随之而来的还有与这种荣誉同在的社会责任感。30年代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独特性格和创作风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对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Iamnotafighter，butonlyawriter．”（我只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作家是否应该对现实社会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这点曾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疑问，那么，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是怎样认识自己身上的责任呢？
池莉说，这一届人大在文化程度、年龄等方面有了一些调整，力求在民主与法制以及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有大的改变，比如今年我们在打破电讯目前的垄断地位、各级地方乱收费的问题上都有了议案。我本人也是个老百姓，也面临许多问题，当了人大代表之后，发现在人大所听到的问题和作家的职业非常吻合，这是一个深入生活的切入点，是个很好的位置。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大气的作家，很想面对社会，不想只面对自己。
邓友梅说，每个时代、每个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文人向来就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从拿笔写作那天起，就不仅仅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而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到政协之后对于我如何看待现实生活很有帮助，虽然付出了一些时间和精力，还是很值得的。
张贤亮说，作为一个职业来讲，作家内部的个体差异特别大，这种差异不像一个工程师与另一个工程师之间也许只是喜欢钓鱼或下棋的兴趣、爱好上的区别。每个作家不同，有的专注艺术，有的社会责任感强，我是一个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作家，前两年出版的《小说中国》政论性较浓，这本书得益于当政协委员后的见识。
王蒙说，一个人当了政协委员是应该有自己的责任感的，作家和作家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分好几种类型，有书斋型的，有茶馆、酒肆型的，有公民型的，如果是前两种作家当选为政协委员，他们也会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而公民型的作家当选就会更加感到有用武之地。
冯骥才说，作家有自己独特的看问题的角度，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像张贤亮、刘心武我们这代作家，创作初始的激情来源于“文革”10年，从“文革”步入改革，和国家命运是联在一起的，是“责任”的一代。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家的社会责任又不一样，作家是逆向思维的。我们这代作家只有找到责任感才有激情，这也是这代作家特别拥有读者的原因。作家也有充当战士的时候，面对社会的邪恶时，作家就是战士，这时不当战士当什么呢？躲在战士的身后喝咖啡吗？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问题，作家有不同的社会责任感，不能想象一个作家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个什么样。社会责任感其实就是社会良心。
记者从中国作家协会了解到，现在是作协会员而又担任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有将近50人，这个数量在“两会”中恐怕只是“区区”。受访的作家们都认为，作家在人大、政协的比例应该加强，现有的人数和科技界、教育界相比太少了。作家是个特殊的职业，他们喜欢动脑子，思路敏捷，深入生活面广，和普通劳动人民离得最近，比其他专业的人在参政、议政方面更容易提出问题，有利于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在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中起到积极作用。希望“两会”多补充一些文学新人，使作家在其中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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